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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居生活,简单之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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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11-16 20:40:0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数字是简单的词汇,数字入诗却能从简单中生出无限乐趣来。这种创作技法在唐诗中经常运用,比如李白的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:“两人对酌山花开,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醉欲眠卿且去,明朝有意抱琴来。”但唐诗的格律限制,给数字发挥的空间不大,真正绝妙的数字诗,还要从唐朝之后的宋元明清中去找。   

  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   

  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   

  这首《山村咏怀》是北宋邵雍的作品,在2001年更新的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,被放在一年级识字的第一篇。对小学生而言,诗只是载体,中文数字才是学习的要点。他们不需要去欣赏诗中描绘的田园风光,更不可能去领悟作者“一心观万心,一物观万物”的哲学思想。邵雍不是诗人,而是象数易学的开拓者。他用数字所搭建的不止是简单而直观的表象,应该还包含更为深邃的天道人和的理念。只是学童数数、常人读诗、哲人悟道,各得其乐罢了。   

  数字诗中,我以这首最为经典。其余还有几首,一并摘录出来与大家分享。   

  元代散曲家徐再思有一首双调《水仙子?夜雨》:“一声梧叶一声秋,一点芭蕉一点愁,三更归梦三更后。落灯花,棋未收,叹新丰孤馆人留。枕上十年事,江南二老忧,都到心头。”   

  明代吴承恩在《西游记》第三十六回中是这样描写月夜景象的:“十里长亭无客走,九重天上现星辰。八河船只皆收港,七千州县尽关门。六宫五府回官宰,四海三江罢钓纶。两座楼头钟鼓响,一轮明月满乾坤。”   

  清代画家郑板桥一边在画他心爱的竹子,一边吟咏着:“一二三枝竹竿,四五六片竹叶。自然淡淡疏疏,何必重重叠叠。”   

  他们以诗悟道,以诗唱曲,以诗来铺垫小说,以诗来题跋画作,但他们都不是以诗著称的人。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。数字以其简单的词意结构,组织成诗的形式,来为不同形态的艺术创作服务,却偏偏没有在诗的流派中大放异彩。或许越是简单的元素,越需要通过随性的组合,才能在不经意中产生独特的韵味。刻意去推敲和雕琢,反而会受限于元素的简单;结果发现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竟没有多大的可用空间。   

  李白的“一杯一杯复一杯”,恰恰是随性地使用了生活口语,才让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成为唐诗中一朵过目难忘的奇葩。这种巧用数字的诗句,在唐诗中没有独自成篇的经典,都散落在不同的佳作中了。我有心把唐宋名家以数字开头的七言诗句摘选出来,用藏头诗的方式重新组合成一个作品。既要遵循一贯而下的数字线索,又要保持诗歌流畅的韵律,还要在主题内容上浑然一体,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好在有浩如繁星的素材供选用,我只要当好唐诗裁缝的角色就够了。于是有了这首以贬官谪居生活为题材的《谪居谣》。为了主题的需要,这首歌谣中有些句子借用了原诗的形而替换了原意,在此须向原作诗人们说声抱歉。   

     

  《北京白癜风医院谪居谣》讲述一个接近致仕之年的朝中老臣,在平地惊雷的政治斗争中被贬往外地;三年里不断调迁,走遍千山万水,四海为家;最后谪居在五千里外,六月吹沙的荒蛮之地,条件非常艰苦。但他能够苦中作乐,虽已年近七旬,依旧精神矍铄。八个儿子大老远地赶来探望自己,老人还能跟他们一起骑马去野外跑上十里地。在那片人迹罕至的山地里,千树万树,花飞满天。老人停下马,惆怅地望着落花:“这花虽比不上长安的花,却别有情致。来年向皇上乞得骸骨,就埋在这里吧。”   

  是啊,此花不比长安花,不像它们那样簇拥在一起争奇斗艳竞芳华。在这片无人干扰的天地里,自由自在地飘洒,落到地上也没有行人车马来碾踏,任其形骸被自然消化。这是美好的结局。生而居住于此,死后便在这里入土为安,又何必千里迢迢归葬故里,一路舟车颠簸,让人死了都不得安宁。   

  老人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,令原本单调孤寂的谪居生活,变得生趣盎然。简居有简居的妙处,学会苦中作乐,简单的生活也能演化出丰富的花样来。就好像从一数到十,从十数到百,这些枯燥的数字可以编织出美妙的诗句;然后把这些诗句拿去写、去画、去唱、去悟,又增添了一番情致。   

  生活再苦也得继续,如果无法改变,不如学会享受。白居易被贬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,谪居浔阳城时,虽是“住近湓江地低湿,黄芦苦竹绕宅生”,但他依旧游山玩水、寻歌觅曲,活得“恬然自安”。(《琵琶行》)若是一味纠结于生活条件的艰苦,放不下被贬前后的身份落差,那么谪居之人很容易被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所击垮。   

  所谓境由心生,许多谪居的官员在不适的环境和悲凉的心境中,把南方地区描写成瘴气肆虐、蛇蚁横行之地。走在路上要“愁冲毒雾逢蛇草,畏落沙虫避燕泥”(李德裕《谪岭南道中作》),吃东西时“须防杯里蛊,莫爱橐中珍”(白居易《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》),真是“处处山川同瘴疠,自怜能得几人归”(宋之问《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》)。这让南行路上的贬官们惴惴不安,初到异地的水土不服被内心的魔障不断夸大,竟真成了病痛缠身。   

  生性孤寒的柳宗元一到永州就病了,他第二次被贬柳州时更是惨不忍睹——“奇疮钉骨状如箭,鬼手脱命争纤毫。今年噬毒得霍疾,支心搅腹戟与刀。”(《寄韦珩》)而开朗豪放的刘禹锡被贬去连州时就安然无恙。不仅自己没得病,而且在连州发生疫情时,他还能帮助百姓四处求药来度过难关。原本不懂医药的刘禹锡,因此还编了一本后来广为流传的医书《传信方》。这就是不同心态的不同境遇吧。   

  刘禹锡和柳宗元是唐朝贬官的代表人物,都是贬谪文学的重要创作者。在他们的笔下,谪居生活有苦有乐,也有与众不同的情趣。我们虽然不能穿越到那个时代去跟他们同甘共苦,但可以通过他们留下的诗文,去追寻他们的生活踪迹。在他们住过的地方,走过的山水,隐约还能触摸到他们的温度。   

     

  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被贬,刘禹锡任朗州司马,柳宗元任永州司马。由于司马是个闲职,不参与政务,也无权住在官署,所以两人到任后得自己找住所。柳宗元一心期盼着朝廷的赦免,觉得顶多在永州呆上三五年就可以回去了,并没打算在这里定居。于是在当地僧人的帮助下,柳宗元带着他六十七岁的母亲搬进龙兴寺借住。   

  这龙兴寺是一座香火不济的古寺,何以见得?且看柳宗元自己的描写:“戏凫鹳乎中庭兮,蒹葭生于堂筵。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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